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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非洲情怀,世界眼光

【编者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封面学者专门介绍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并以人物对话方式,由青年学者徐薇博士对刘鸿武院长进行了全面的采访,讲述了刘鸿武院长30多年个人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追求,2007年及以后在中国高校创建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的创建理念与建设举措,及其多年来刘鸿武教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服务等方面的远见卓识、创新举措和突出成效。


   【人物简介】

受访人: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政府“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方理事、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


刘鸿武院长

     采访人:徐薇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南部非洲种族与族群关系、非洲华侨华人等。

徐薇博士

【摘要】中国是在一个在洲际规模上发展起来的内部文化高度多样性的国家,自古就有着多民族的治理体系。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平等地看待不同文化,视人类为一整体。中国非洲学建设刚刚起步,要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到“一线体验、一手资料、一流人脉”,形成自己的原创性发展。


【关键词】非洲研究;跨文化;人类学;非洲学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42-49页。



徐薇(以下简称徐):刘院长,您好,您是中国非洲研究的前辈,也是领军人物,您亲手创办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这样一个全国非洲研究领域的高端学术机构和思想智库,您也是中国非洲研究学界第一位长江学者。您从事非洲研究已有三十年了,在您创办的非洲研究院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有机会采访您,真是荣幸之至!


刘鸿武(以下简称刘):谢谢,是啊,岁月流逝很快,很高兴你们年轻一代也在成长!


徐:首先请您对自己从事非洲研究的历史做一个学术性的回顾。

刘:谢谢。非洲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非洲的学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兴学科,我们对它的认识相对西方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在过去六十年,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今天中非发展合作已经引领了国际对非合作的进程,所以在中非合作的实践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六十年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方面的经验和素材,现在有待中国学者对这些素材进行重新认知、挖掘和整理,提炼出我们中国的非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形态。所以我经常说,非洲研究对今天中国学术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非洲的认识回过头来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人都是通过对他者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


我很幸运走上非洲研究的道路,过去几十年也很艰苦。我的人生经历比较特殊,非洲距我们很遥远,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是另一种多样性的文化,一般的中国人要去认识非洲可能存在跨文化的障碍,但因为我家庭的特殊原因,早年我父母作为国家干部开发边疆,从广东到大东北又到大西南,我出生在云南西双版纳,在丽江长大,在滇西北迪庆也生活过几年,直到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才走出了大山世界,我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那个地方叫三江并流的横断山脉,那里民族文化的高度多样性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它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生长地。我从小生活在跨文化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外来家庭的孩子,本身就有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虽然不像上了大学以后的理性认知,但早年的那些体验确实是我看待外部世界的认知结构基础。中国古人讲“知人论世”,做学术跟人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大西南边疆的大山大河、大峡谷、少数民族的文化,塑造了我性格中一些独特的性情。


1990年我第一次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大学留学,到了非洲以后,我突然感觉它和我早年时期的文化记忆发生了对话。在热带非洲独特的自然生态文化环境里面,我重新回味起早年边疆民族生活的世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带着自己生活的经历进入非洲的真实文化世界去观察它的。我在拉各斯大学历史系留学,带去的课题就是非洲文化史研究。我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派往非洲留学的比较早的年轻教师之一,当时到非洲去学语言以外专业的人很少,偶然去的几个人因条件艰苦大多没有坚持下来。


尼日利亚是非洲文化的高地,拉各斯大学在非洲也是比较好的大学,它的历史学被称为拉各斯学派,当时的几个教授是很有名的,我就是这样开始进入到了非洲文化世界里面。我当时在做非洲文化史研究时,非洲教授跟我讲,说中国的文化与非洲文化很不同,中国是历史很悠久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跟非洲的差距也很大,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特别是独立以来非洲的发展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在做非洲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就开始关注非洲的传统文化究竟对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做的第二个课题是非洲独立以来的国家建构问题,政治发展进程和国民文化建构问题。现在回过头看,我早年这两个课题抓的是比较准的,首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读懂非洲现实,从历史文化深层次上来理解当代非洲的政治经济,同时也从中国的视角来比较、观察非洲。从此我走上一条把中国和非洲联系起来,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来观察非洲的学术道路。

 


十年前的2007年,我离开云南大学来到了浙江金华,在浙江师范大学建立了非洲研究院。到了江南以后,在研究非洲之余,我也开始关注江南文化。南宋以后的江浙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这十年里我在热带非洲与江南之间的行走之中获得的那种文化感受是非常特殊的,它让我感奋、激动,我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清楚,“从热带非洲到烟雨江南”的那种小桥流水与稀树大草原对比的特殊感受,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多维的对比视角——中国西南边疆、热带非洲和中国江南,构成了我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




徐:您能具体谈谈2007年从云南大学来到浙江师范大学创建中国高校里第一所综合性非洲研究院的经历吗?

刘:非洲研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1991年我从拉各斯大学归国后,主持推动云南大学非洲研究,90年代的推动是有成效的,相继获得世界史专业和国际关系博士点,非洲研究都是特色方向,到2007年我在云南大学已经培养了80多名非洲研究的博士和硕士,他们多已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应该说在云南大学做非洲研究也有一些好的条件,比如说它可以做跨文化比较研究。2000年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后,我开始参加国家相关工作,中非合作成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重点,非洲研究也越来越与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国家急需这个学科。不过,云南毕竟地处边疆,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与非洲经贸联系较少,人们的眼界,支撑平台资源也相对有限,所以当时确实是有一些限制。


2006年我到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那一年很重要,中非合作迈上了新台阶。那一年我也承担了中央一个课题“中国对非外交战略研究”,那个课题做完以后得到中央领导和学界较高评价,还获得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优秀课题奖。我到北京领奖,在万寿庄宾馆,当时一位领导人说:“刘老师,我们需要非洲研究,国内像你这样的学者也不多,你可以把工作更好地推动起来。”他的话给了我很大触动,当时国内学界一些学者也动员我出来。巧的是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我去做了一个讲座,当时教育部在浙师大设了一个教育援外培训基地,校方了解到非洲研究的重要性。当时的李鲁书记、梅新林校长和我聊过这个事情,说:“刘老师,你要是过来建一个非洲研究基地,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的。”我就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2006年和2007年到浙江考察了四五次,最后下了决心,把非洲研究院建设方案做好了,2007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


我觉得出来也是对的,因为浙江经济比较发达,开放度比较高,有许多浙江商人在非洲创业,义乌是对非贸易商品集散地,历史上浙江的人文地理条件也有优势,开放包容,务实平和,金华虽小,但历史文化底蕴很丰富,曾是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金华有浙东学派,丽泽书院,很有名气。我觉得中国的非洲研究一是要扎根非洲,深入非洲,二还是要嫁接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基础上。南宋以后的金华学派是以务实为主的,浙江文化也是以商业文化为突出点,开放包容务实求真的商贸文化个性,它和今天的中非合作是比较接近的,讲究务实、冒险和创新。我们知道,中国对非合作,中非关系,都不太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脚踏实地,不空谈教条,我们做学问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


到浙江十年建非洲研究这门学科,我提出三句话:第一,中国非洲研究这棵新芽要生长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土壤上,中国几千年学术是我们观察非洲的智慧源泉。就如西方学术是生长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中国的非洲研究也要有自己的根基。当年浙东学派称为“事功学派”,朱熹在江浙讲学形成“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做非洲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讲中非关系的精神就是“真实亲诚”。第二,要将中国非洲研究扎根在当代中非合作的大地上。中非合作一日千里,我们在非洲有成千上万企业在打拼,浙江在非洲有很多企业,中非合作实践可以为我们做非洲研究提供丰富素材和灵感,我们在非洲建了一些研究基地,有合作伙伴。第三,适当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我们成立了非洲翻译馆,翻译《剑桥非洲通史》十多种西方著作。我认为把中国历史传统、当代中非合作实践和西方经典研究结合起来,并加以创新,我们就可以在金华做出中国特色的非洲学。


徐:您是如何当选“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有什么感想?

刘:“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的一个评选活动,我很荣幸在2009年作为学界代表入选。这个活动从全国各领域推举出代表,比如援非医疗队、农业专家、维和部队等。我做非洲研究近三十年了,早年在尼日利亚做田野调查时条件非常艰苦,作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和非洲学生住宿在一起,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感染了疟疾,非常严重。当时我就想到上大学看过一个电影,讲一个西方传教士在非洲传教,他的女儿非要到非洲去,到了后就打摆子,高烧不退。她父亲是医生都治不好,昏迷了好多天才醒来,她父亲对她说,“只有得过非洲疟疾,你才会懂得非洲”。我到尼日利亚得了疟疾,也是高烧不退,躺了好多天才下床。我起来之后走到门外,看着炙热阳光下热带雨林,我一下就想到这句话来。


非洲是一块特殊的大陆,气候炎热,资源丰富,但疾病也很多。它的文化、音乐、生活习惯是跟这块大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你患过非洲疟疾之后,或许就会明白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音乐、那样的舞蹈、那么多的巫术以及那样的居住方式。非洲人有许多在这块大陆生存发展的传统智慧和知识,比如说,过去非洲人多不会居住在热带雨林里,而是住在干旱高地。因为有水草的湿热地方,就会有蚊虫传播疟疾。所以尼日利亚人不是聚居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而是在北方稀树大草原。与亚洲文明多是大河文明不一样,非洲大河流域的文明比较少,而是在高地上如喀麦隆高地、卢旺达高地、肯尼亚高地、西非内陆稀树沙漠边缘。所以说你到非洲去,就要体验它的生活和文化,才能明白好多现象。我后来写的很多非洲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建立在我对非洲的体验的基础上。


另外,因为我小时候在边疆民族地区长大,对少数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所以我到非洲去就非常喜欢那里的文化。好多人跟我说:“刘老师,你就像是一个非洲传教士,走到哪里都说非洲,一说非洲你就很有情感。”我确实有很多非洲的好朋友,我写的书和文章非洲人也很喜欢。那一年我当选“长江学者”,我在非洲时讲:“如果早年我不到非洲留学,我不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非洲研究的长江学者,我是非洲培养出来的。纳忠教授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他是埃及培养的中国阿拉伯学科奠基者。”因此,我们对非洲是感恩的,非洲可以为中国培养人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被非洲所感动,我经常讲“非洲情怀”,做非洲研究,首先你要喜欢非洲、热爱非洲,这样才能做好非洲研究。


徐:从您的学术回顾中,我发现您几乎横跨了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哲学、人类学、发展学等多个主要的人文社会学科,您在创立非洲研究院时,也明确提出要用跨学科融通发展的视角和气概来做非洲研究。现阶段,中国移民在非洲有上百万,中国企业在非洲也有上万家,但真正懂非洲的人才却十分缺乏。刘院长,在中国非洲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您功不可没!2012年您创建了首个填补国内非洲学学位点空白的“非洲学”硕士专业,但目前仅有浙师大一所高校有这个专业,非洲研究仍处在艰难发展期,人才培养跟不上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求,您能不能谈下“非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对未来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我们国家今天大学的学科设置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比如说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但这并不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国学术重视时空关系,重视地域时空的差异性。非洲学是以非洲这块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一个以特定“时空地域”为对象的学科。但按照现在这种“领域”来设置学科,非洲学就没有归属感,不知属于哪个学科,你把它归入政治学?或经济学?或别的,都有些不妥。所以,我建非洲研究院时,就提出要走一条创新之路,根据对象和需要来做一些学科建设的工作。非洲问题往往很复杂,涉及领域广泛,许多问题不能单独解释,你研究非洲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它其实与非洲的文化、宗教、种族、生态都是搅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问题,相互关联的问题。如你要研究非洲政治,就不能单从政治学角度来解释,它都有复杂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点。你做人类学,也许从非洲文化来认识非洲,为我们理解今天非洲的经济、政治提供了另外的视角。所以,我就提出建立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非洲学”,地域上以非洲大陆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非洲独立以来经济政治发展进程,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对它开展研究。


我提出非洲学应该是“领域学”“地域学”“国别学”的综合,既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的一般性理论与方法,但重视它的地域属性,以区域研究对东非、西非、南非、北非的研究;还是“国别学”,一个一个国家研究,同时也是“问题研究”,切入一个一个的重大问题来综合研究。现在,我们非洲研究院已经有二十几位科研人员,他们来自七八个一级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甚至还有影视艺术学、传播学,形成了“非洲 + ”的交叉学科态势。年轻博士进来以后,我就先派其前往非洲留学调研,获得非洲体验,掌握一线知识。然后大家从不同学科来关注共同的非洲问题,我们聚焦于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非洲发展问题研究”,另一个是“中非发展合作研究”,这两个重大问题就可以把全院的七八个一级学科的二十多个科研人员聚合在一起,可以从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非洲的发展问题,学科虽然散,但是问题很聚焦,形散而神聚。经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就逐渐提炼出关于非洲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专门化的“非洲学”知识形成过程。


2016年中国领导人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但还存在一些短板,这些短板就是一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等还不行,以后要补齐短板。现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是在一级学科领域,未来应会向“非洲学”“藏学”这样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拓展。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努力探索,2012年非洲研究院获得“非洲学”的第一个硕士专业,培养的首届硕士生已毕业两三年了,2015年又获“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博士专业,我自己是中国第一个“非洲研究”的长江学者。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非洲学课程体系,开设相关课程40多门,编写教材20多部,有一支专门化的师资队伍。我希望,经过若干年培养之后,能建设起一个交叉的、跨学科的、直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队伍,形成中国的非洲学。

徐:浙师大非洲研究院起初是一个学术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跟中国的国家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解决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合作问题,也正好契合了国家对高校发挥智库功能的倡议,请您谈谈从学术机构向智库转型的过程。

刘:是的,应该说不是“转型”,而是“拓展”吧。我提出一个看法,从“学科建设—智库建设—媒体建设”三位一体来建设特色学科。首先我们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然后非洲学要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为中国对非战略合作、非洲发展提供思想、人才和智慧,它还要从传统象牙塔里走出来,扩大知识价值链,优化非洲研究的“供给侧”结构。意思就是非洲学科建设起来以后,是可以同时成为服务于中非合作的国家智库的,同时还要走出象牙塔,借助媒体传播知识。现在是融媒体时代,媒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先做好学科建设,并使其具有智库的功能,然后再使用媒体手段,让学术实现传播与运用。


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西方的学术强调学以致知,追求真理,比如古代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是纯粹的思想家。中国的学术强调学以致用,追求尽心济世,中国古代没有像柏拉图那样的单纯的政治学家,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家首先是政治家,他先是登上了政治的历史舞台,参与了国家治理,倡导知行合一。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思考国家治理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人会著书立说。但他首先是个政治家,一个政治实践参与者,然后才是著书立说的政治学家。所以,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是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以致知,经世致用。


中国的非洲学在当代的发展,要与时代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服务中非人民现实需要,学者要参与现实生活。我经常跟院里的老师讲,你当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同时你也可以成为国家政策的高级分析师,智库的智囊,有志于安邦济世、国泰民安的大事,另外,你可以还是媒体舆论的引导者。现在中非合作牵涉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很关心,国际社会也很关心。关于中非合作、中国对非政策和援助、基础设施等,经常会有舆论引导的需要。比如,2018年春晚的一个有关非洲的小品,本来是一个好的作品,讲中非合作、中非一家亲的。但在文化沟通理解上出了一些问题,国际社会有一些批评,老百姓也有一些误解,这个时候,我组织非洲研究院学者在各大媒体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外媒体上也发表了外文文章,发挥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知识来做一些增信释疑的智库舆论引导功能,为国家起到了危机公关的作用,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2018年的“两会”跟我们有很大关系,成立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这个机构主要是面对非洲国家的,中非发展合作已经发展到成立一个中央部委机构来负责的地步。另外一个是中国移民局,中非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中国在非洲已经有上百万的劳务人员,非洲人到中国来的也比较多。这些工作跟我们前些年的研究有很大关系,我是国家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的咨询专家,以后我们也将围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和移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工作。

徐:您2017年出了一本书《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的行与思》,我觉得这本书极好地概括了您近四十年的学术历程,从中国边陲的多民族地区走向非洲大陆更加广阔的多民族地区,完全是基于您自身的田野经历与体验,有着鲜明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学者的人文精神与气概,让人敬佩与感动。您像人类学家一样深入到非洲民族的村落里,刚才听您说还打了摆子,差点丢了性命,如今您还是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中国与非洲之间,感受着中国与非洲的变化,还创作诗歌来记录这些变化。

刘:我是人文学科出身的。中国人做学问跟西方还是有些不一样,西方人讲究规范理性,做非洲研究也是这样。中国人做学问也讲理性,但跟人生更要贯通起来的,学问就是在人生里面,不是人以外的纯理性的东西。我曾写过几本文史哲方面的书,如《文史哲与人生》。我经常讲,非洲研究是学术,但又不仅仅是学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中非合作是一份伟大事业,有许多感人故事。所以非洲研究是一门学问,但它也是一种责任与使命,就像很多人到中国边疆去扶贫,支撑他们的很多是精神上的,今天中国人类学家也应该有情怀,到非洲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非洲。近几年,我们成立了非洲博物馆、非洲艺术中心、非洲音乐中心。非洲的文化艺术是非常丰富的,我认为近现代欧洲的音乐、美术文化是有一个非洲化的表现的,如果没有非洲的音乐、舞蹈、面具,西方现代艺术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做非洲研究很艰苦,但我们也可以享受非洲的音乐与自然,苦中有大乐。我们不要认为非洲文化都落后,非洲人的音乐、艺术天赋在世界上是顶尖级的。它保留了人类最本真的东西,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做非洲研究,既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也有艺术家的情怀,懂得非洲的音乐、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懂得非洲。就好像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一个西方人根本不懂中国的音乐、唐诗宋词,他要真懂得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可能也不太可信。


徐: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全国范围内挂“非洲研究”牌子的中心与院校就有三十多家了,有很多人开始对非洲研究感兴趣,本来不做的也来做了,好像非洲研究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年轻学者该怎样做好非洲研究?您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该怎样发展?要注意什么问题?

刘:非洲研究热是一个好现象,中国人常讲,学术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话,时代需要会比十所大学还要更有力地推动人类科学的发展,所以时代的动力非常重要。我早年到非洲做研究的时候不像现在,当时很艰难,去一趟非洲是非常不易的,我培养的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要让他们坚持一辈子做非洲也不容易。但现在不一样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快速崛起,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非合作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最重要的舞台。我认为非洲是中国发展的一块福地,也是一块高地。非洲现在有五十四个国家,十亿多人口,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有一大半集中在非洲大陆。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地解决了发展问题的国家,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发展的知识、理论和人才。这些知识、理论和人才是有价值的,可以和非洲国家的发展经验结合起来分享。中国已经成为带动非洲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力量,中非合作论坛第七次会议2018年将在北京召开,这产生了巨大的时代需求。


所以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重视非洲研究,中国领导人2010年到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在南非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中国领导人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演讲,晚上他在大使馆接见了我们,当时中国领导人强调非洲研究对我们国家很重要,各个部门要加大对非洲研究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可见国家领导人对非洲研究的重视。所以非洲学是国家需要的高端学科。正是有这样的背景,现在教育部也高度重视。在2017年全国区域研究基地布局的时候,有390多所研究机构,非洲研究方面有30多家了。这些高校机构中,好多我都去讲学过,推动他们的建设工作。但是中国的非洲研究还是处在早期阶段,基础比较差,大多数基地都没有学科带头人,缺少专业的人才,很多人没有去非洲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或留学,所以怎样把中国的非洲研究推动起来,还需要更好地规划和谋划。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叫《非洲学发凡》,是我自己的经历总结,里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以问题的方式,提出了好几十个问题,一个个作解答。我希望这本书对国内正在建设或者打算建设非洲研究的高校有一些借鉴价值。我们这十年有很多成功的方面,也有很多教训,走了很多弯路,也算是一笔财富。这本书相当于记录了中国当代非洲学成长的某些过程,知识积累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学科想要建设好,还是有赖于大家的努力,尤其是你们这批年轻的学者,未来把全国高校的布点设置得更好,有分有合,各有特点,各个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结合所在的地方资源。中国是一个大国,有2000多所高校,中非合作的实践已搞得很好,我相信经过未来十年的发展,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国际上还是会处在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位置上的。


徐:文化是最广泛也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它包含在有关人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要做好跨文化的研究和理解实属不易,您曾提出一个“鱼塘理论”,您说人文交流是水,经贸合作是鱼,政治互信是塘,鱼塘建好了,鱼要成长变大,就要有好的人文交流的水来滋养,但是水不能卖钱,往往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我觉得您的这番比喻恰如其分,国家也看到了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所以在2017年底教育部成立了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我们浙师大也有幸成立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请您具体谈谈对于中非人文交流的认识以及如何做得更好的建议。

刘:首先还要感谢你,你为中国南非人文交流中心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还在编纂《中南人文交流年度发展报告》。中非合作三条腿: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2017年成立了中南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刘延东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去了南非,我陪同去了,做了配合工作。我们都觉得空气很重要,但平时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没有空气了我们才发现空气很重要,人文交流就像空气一样,像鱼塘中的水,经贸是看得见的,但如果没有好的人文环境,经贸合作上很难可持续的。过去四十年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可能跟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习近平主席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他每次讲话都引经据典讲很多中华文化的东西。2018年“两会”闭幕式上,他还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他提到很多历史人物,不仅有汉民族人物还有少数民族的人物,如格萨尔王,还提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你要懂得中国的发展就要懂得文化的复兴,同样的,非洲也是一样。我认为非洲要实现发展,它的文化复兴也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非洲发展面临一个障碍还是文化方面,近代以后非洲经历了几百年西方殖民,奴隶贸易毁灭了非洲传统文化,非洲国家独立以后未走出西方殖民阴影。如何重建非洲人的价值文化体系对于非洲至关重要。非洲缺的不只是投资和贸易,它也需要文化复兴。所以中非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2017年中央出台的一个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意见》,将推动多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可以更好沟通的方面,我现在很希望在我的推动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学科间的界限能够被打通,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国际问题,同样也把国际问题研究的视角放入中国人类学家的视野当中,让我们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既扎根于中国田野乡村的同时也关注全球化的问题,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问题,同时让中国人类学者到非洲去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徐:我们非洲研究院2017年成立了国内首个区域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即“非洲人类学研究中心”,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来看走向海外是必经之路。过去我们人文社科学者都是埋头做自己、发展自己,现在也要抬头看世界,尤其是看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我们国家的发展经验也可以给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去经验。

刘: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在一个在洲际规模上发展起来的内部文化高度多样性的国家,自古就有着多民族的治理体系。比较来看,西方民族与文化是比较单一的,西方人看非洲是异域文化。中国文化没有异域文化的概念,只是多元文化。古代的流官到云南等地不认为自己到了异文化区,只是到了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当年孔子讲过中土和四夷相互转换的关系,四夷进入中土则中土之,中土进入四夷则四夷之,意思是夷汉之别是相对的,我们就讲融合,讲统一。今天中国人到非洲就可以发挥这种文化上的优势,与非洲人民和谐相处。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平等地看待不同文化,视人类为一整体。中国人类学要从本土走向世界,但必须先懂得自己,当年费孝通先生到英国学习,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让他回到中国进行乡村调研。肯尼亚的奥戈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卷本《非洲通史》编写组主席,当年到伦敦大学去学习,他的导师就让他回到非洲去,做自己民族的调研并最终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要做到国内与国际的融会贯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之所在。中国的非洲学不要妄自菲薄,有人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五十年内赶不上西方的非洲研究,我不这样认为。西方在非洲有自己的道路,我们不一定要跟着西方走,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西方的路我们可以参考,相互借鉴。



徐:您常提到做非洲研究要有“一线体验、一手资料、一流人脉”,这与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田野调查是高度契合的。可见,您做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田野的重要性。

刘:中国的非洲学要走向世界,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做到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研究。我们要做到“一线体验、一手资料、一流人脉”,特别是“一流人脉”任何一个做非洲研究的学者在非洲国家一定要有很好的合作伙伴。《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这本书发布的时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讲到,“没有人比非洲人更懂非洲”。中国人研究非洲,非洲人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先生。所以,在非洲研究院,我们老师没有去过非洲调研或考察,我不主张先去欧美国家。在非洲国家有了一线体验之后,到欧美国家学习,欧美的学者才看得起你。我们要学欧美,就学欧美学者扎根非洲做田野调查的这种精神。就像你做博茨瓦纳,博茨瓦纳的教授就是你的老师。中国传统强调“问政于乡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讲得很好,都是很好的传统。


徐:近几年,我们非洲研究院引进了不少非洲学者,您也经常鼓励这些非洲学者讲好中国故事,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刘:非洲研究院有两个特点:首先,我们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是扎根非洲的;其次,一开始我们就聘请了外籍学者,现在已有六位非洲籍的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生长在非洲,在中国学习,汉语讲得很好。他们既懂非洲又懂中国,是中非之间天然的桥梁,能够帮助中国学者更好地认识非洲。


这两年我想推动一个工程,即“非洲研究院的非洲化工程”。有三个工作要做:第一是“在华非洲学者论非洲”。在中国留学的非洲学者很懂非洲,由他们来撰写有关非洲的著作给中国读者看。我们资料室有很多有关非洲的著作大多是西方学者或者是在西方留学的非洲学者写的,我希望以后会有一些在华非洲学者写的非洲著作涌现出来。比如我们研究院的迈克博士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尼日利亚古文明——贝宁文明的一本书,我为他写了序。贝宁文明是尼日利亚最古老的文明,殖民时期被英国人毁灭了。关于贝宁文明,西方人写了很多,迈克博士了解中国,我建议他可以从中国文化来比较贝宁文明是否有共通之处。因为他到了中国以后,再看非洲文化就会与之前有所不同。现在我还建议和丹博士写一本索马里文明的书,建议约罗博士写一本马里文明的书。这些书本身就是非洲文化跟中华文化对话的结晶。这就是非洲学者论非洲。第二是“在非华人学者论非洲”,比如南非有一个南部非洲华人专家学者工程师联合会,是长期扎根非洲的优秀华人学者,我希望他们能写一些有关非洲的书。第三就是未来的“在华非洲学者论中国”,比如,和丹、迈克这些“中国通”在中国金华许多年以后,可以写一些关于中国江南文化的书给非洲读者,到那个时候,中非文化交流就会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


徐:感谢刘院长!您的构想非常好,而且有可行性,期待不远的将来,我们研究院的非洲同事们会有好作品问世。最后请您再谈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非洲的影响?

刘: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通过非洲大陆还可以到达美洲,将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连接起来,成为真正的全球倡议。“一带一路”在东非有很大的推动了,比如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已经建成通车,人文交流也在快速推进。要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与非洲的“2063愿景”连接起来。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将会在北京举行,相信中非合作会上升到历史新高度。


徐: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也在改变,过去我们在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如今我们不得不抬头看看世界,要更关心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事情,您常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精神气派,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谢谢刘院长,中国的非洲研究需要您,您还可以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更多的经验和智慧!

刘:同样感谢你,大家共同努力,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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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薇 刘鸿武

发表时间: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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