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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非洲见闻【105】刘远康:近距离看南非——伊丽莎白港城市发展史(一)

【编者按】非洲研究院非洲学专业(历史与文化方向)2018级硕士研究生刘远康,师从教育部长江学者、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2019年夏,获得导师刘鸿武教授课题经费资助,以及受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邀请,刘远康前往非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调研访学活动。以下是其结合实地走访所见所闻和资料查阅所拾所得,向大家介绍南非伊丽莎白港城市发展史的首篇文章内容。

  

伊丽莎白港,世界闻名的优异海港,素有“风城”、“南非利物浦”等美称。此次,借助赴非调研和南非访学的双重机遇,我和其他同学一行人辗转一天一夜,奔波来到非洲南端最优美的港口城市暂居数月。虽然本人关注南非的历史有些时日,行前也尽力了解过这座“友好之城”的历史人文知识,但是,初抵伊港,从住所落地窗外远眺蔚蓝海平面上点点的等待卸运的巨大货轮黑影、夜间静谧地欣赏延伸大海深腹处伊港码头的灯火通明、赶往附近超市偶然碰见南非历史著名人物彼特·雷提夫的纪念石碑、在海边远足起始处意外发现300余年前从中国澳门运来的铜铸大炮……不曾想,还未有做好寻觅历史深处记忆的准备,历史的留痕却已在身边随处可遇、可见。

1640年铸造于中国澳门的大炮

南非的历史,可谓非洲国家中极为诡谲特殊的之一。纵贯其历史,伊丽莎白港这座处于东南海滨的城市从无到有,从边境小镇发展至世界名港,南非殖民时期它充当着布尔人与非洲原住民科伊桑人及祖鲁人冲突战斗的前沿重镇、种族隔离时期它壮大为内陆地区物资和人员往来的关键集散海港、新南非时期它又被寄予希望于振兴南非经济的重要工业区。换言之,伊丽莎白港的发展史着实见证了南非近现代的风云变幻、历史钩沉,好似彩虹之国发展的微观画卷。按图索骥,希望借助对伊丽莎白港城市发展史的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以期走近复杂缤纷的南非历史变迁历程。

历史上,南非的最先“发现”同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位欧洲航海人物密切相关:迪亚士与达·伽马。一般叙事中,这两位人物恰恰也是伊丽莎白港的开篇角色。1488年,前者在离开莫塞尔湾后不久,于现今伊丽莎白港东北方海域的圣克罗伊岛(St Croix Island)登陆修整,树立了界柱,并为附近海湾取名为“岩石湾”,后又被人改为阿尔戈阿湾(Algoa Bay)。所以,直到1820年,人们一般称现在的伊丽莎白港为阿尔戈拉湾。九年后,达·伽马航经此地,将陆地最南端的累西腓海角(Cape Recife)命名为“礁角”。然而,由于此处礁石遍布、海风甚大,且只一条狭小的淡水河巴肯斯河(Baakens River)流出,葡萄牙人仅将其作为开普敦与马普托两大港口之间的临时歇脚之处,不加重视。因而,早期的阿尔戈阿湾地区未能实现较大的发展。

累西腓海角的灯塔

1652年,当范·里贝克乘坐单峰驼号轮船带领荷兰移民第二次踏上开普敦的桌湾起始,荷兰人在这非洲最南端的土地上正式建立了开普殖民地。大批的白人移民涌入南非,四处圈占侵夺土地。到17世纪中期,开普敦东部的阿尔戈阿湾地区已属于开普殖民地的管辖边缘地带。那时,随着移民们的不断外迁,部分欧洲人陆续从陆地上行至阿尔戈阿湾附近,以一些探险家为主。

总的来说,这片土地的人文景观出现较大变化,是在英国殖民占领开普殖民地的时期。1795年,英国首次从荷兰人手中夺过开普殖民地。四年后,为防止法国侵犯,英军特意在巴肯斯河入海口不远处的山头上,修建了一座方形的弗雷德里克城堡(Fort Frederick),驻扎着一支部队。该城堡居高望远,内部架设着八门大炮,可以监察整个港湾的出入情况,是早期伊丽莎白港的主要建筑。此外,根据旅行者们的记载,当时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寥寥无几,卫戍部队日常需要开垦种植豆类粮食。即便二十年过去,当地居民依旧人丁稀薄,1819年的村庄除了常驻的军队外,仅有35名住户,且多是匠人、零售商和船员。值得一提的是,1814年,东开普地区的布尔人首领彼特·雷提夫曾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一块名叫“Strandfontein”的农场(正是笔者目前居住的Summerstrand区)。出于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雷提夫率领大量的布尔人开始了漫长的大迁徙之旅,1837年,他最终命丧祖鲁国王丁刚之手,直接诱发了著名的“血河之役”……

1939年建造的彼特·雷提夫纪念石碑,1977年迁至Summerstrand

19世纪早期,随着英国殖民者对阿尔戈阿湾越加重视,其地位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1820年,开普殖民地政府为巩固保护开普殖民地与科伊桑人之间的边境土地,派出了一支约4000人的军队进驻该地。与此同时,时任开普殖民地代理总督的鲁凡纳··唐金(Sir Rufane Shaw Donkin)爵士也来到阿尔戈阿湾,为怀念亡妻,他在弗雷德里克城堡附近修建了一座石制金字塔,还以妻子名字伊丽莎白(Elizabeth)给这片土地命名,于是,后人便一直沿用该名。可以说,上述事件是伊丽莎白港城市发展史上关键性的转折点。新的外来人口不断涌入伊丽莎白港湾,地方的基础建设急遽改善。不久,当地获得镇的级别地位。据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小镇的居民人数增长到了321人,包括73名成年男子、30名妇女、77名孩童、66名奴隶和75名雇佣的科伊桑人。1825年,伊丽莎白镇顺利成为港口,后来还兴建了码头。至此,世界各地辗转来此定居,或经由该地向内地进发的人群络绎不绝。1841年,著名的探险家利文斯顿就曾到访伊港,今天城市中留存的以利文斯顿命名的道路和建筑便是相关见证。这一时期,伊丽莎白港还同遥远的中国产生了联系。1849年,一些来自广东省的中国人乘坐诺福克号(Norfolk)轮船漂洋过海,平安抵达伊港,成为了第一批在伊港居住生活的中国人。

笔者位于鲁凡纳··唐金为其妻子修建的金字塔型纪念碑前

鲁凡纳··唐金时期的伊丽莎白港

19世纪60年代肇始,南非内陆接连掀起了探测和开采钻石和黄金等矿产资源的热潮,南非的工业化时代随即到临。受经济因素的刺激,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劳工纷纷取道伊港,奔赴其北部蕴藏富饶金刚石矿的金伯利,以及黄金矿脉的兰德地区寻找生财机遇。彼时,远渡重洋的欧洲人和东亚的马来人,还有华人劳工(80年代又有两批华人)纷至沓来,一些宗教团体也紧随其后,在这兴建教堂、传教布道。这些人的后代部分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和当地的科伊桑人一起奠定了当今伊港的种族和宗教格局。除了人口流动性的大幅提升之外,伊港自身在行政职能和储运能力等方面也突飞猛进,一时和德班和马普托齐名为南部非洲的三大港口,“南非利物浦”的美誉不胫而走。1861年,在行政地位上,伊丽莎白港成功跻身为自治市行列,政府机构组织更趋完备。翌年,城市市政厅竣工运作,成为了城市的中心。凭借优异的港口条件和远离前线的安全环境,布尔战争时期,伊港不仅成为了英军与内陆布尔人战斗所需物质和人员的补给之地,而且还充当集中营,安置扣押了一部分布尔人妇女和儿童。当时,英国军队的将领高度重视伊港的军事作用,许多士兵和马匹也从这里的码头登岸集合,开拔上战场。

          布尔战争时期的市政厅       

  

2019719日笔者拍摄的市政厅

如今,漫步在干净而宽敞的伊港街头或商场,和肤色不一、祖先来自不同地区的行人擦肩而过已司空见惯,除了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以外,遇到印度裔、华人华侨,乃至犹太人也是常有之事。如果知晓南非近代各个族群的抗争历史,很难想象,如此多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群会在这个大陆东南边陲的海港城市中,和谐安宁地生活共处。与平日充斥眼球的南非其他重要城市的犯罪事件新闻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历经残酷的土地掠夺和种族斗争之后,伊港竟然可以留给世人“友好之城”的良佳印象。而且,感触颇深的是,一部分区域的治安甚至能够达到住宅门窗不设栅栏铁网的程度,不禁令人产生出一种恍惚的错觉:曾经的种族和阶级冲突是否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演过?

历史的答案绝非如此,现实又是另一番模样。抛开早期探险家子虚乌有的杜撰猜想和远古时期的居住者不谈,一般认为,有迹可循的早期定居者属于科伊科伊人和桑人(合称科伊桑人)。与当地的科伊桑人攀谈、翻阅故纸,已有语焉不详的记录中显示,两千多年前,科伊桑人从赞比西河流域迁徙分散到了南非沿海各地,采集狩猎为生。17世纪中期,从开普敦出发、大肆侵占掠夺土地的布尔人自耕农同他们相遇,科伊桑人在牛车、火药和酒精等舶来物面前败下阵来,某种程度上接纳了前者的存在。可是,一波又一波迁来的白人移民,对于科伊桑人肥沃土地的觊觎之心并未有所收敛。相反,19世纪,英国殖民地政府为展开“有组织的移民”,连续发动六次卡菲尔战争,疯狂吞并科伊桑人的土地。其中,第三次卡菲尔战争重挫了伊丽莎白港地区的科伊桑人的抵抗行动。失败的科伊桑人要么选择沦为白人的雇工,承受剥削与压迫,要么背井离乡另寻栖身之所。

科伊桑人迁徙路线图

历史中,他们再次遭受这般剧烈的民族动荡,则是在种族隔离时期了,届时,他们的压迫和反抗又是另一种状况。待他日再叙。

 

作者:科研办

发表时间: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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