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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中国的非洲学——基于中国视角的非洲研究

在法国留学期间,我认识了一些被称为“非洲学家”的研究型教师。“非洲学家”是指专门进行非洲研究的研究型教师,研究领域涵盖所有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和社会科学等。“非洲学家”们的研究方法、方法论以及研究成果,通常是非洲大陆学界评论、批判甚至辩驳的对象。非洲人从内容和形式上对“非洲学家”的一些著作提出了保留意见。因此,欧洲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往往会寻求非洲专家的帮助,以加强他们对非洲的理解和认识。曾被描述为“次要艺术(没有重要意义)”的“非洲艺术”,也是在影响了像毕加索这样伟大的欧洲艺术家之后,才被承认是艺术,是非洲艺术。

  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正式访问塞内加尔期间,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他说:“非洲缺少对历史的参与。”非洲学界认为,法国总统这么说,是因为欧洲人在非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不足,以及法国总统对非洲文明的不了解。为填补这些空白,包括历史学家亚当·巴·科纳雷(Adam Ba Konaré)与马里共和国前总统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的妻子等在内的非洲学者共同撰写了一本书。该书从多个学科角度展示了非洲大陆。

  正如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在他的小说《瓦解》(1978年6月17日)中所述:“在猎人讲述的狩猎故事里,从来没有狮子的份。”在已经统治、同化和剥削非洲几个世纪的欧洲,其关于非洲的学术作品依然充斥着陈词滥调、偏见和霸道,还常常歪曲历史,曲解非洲文化。

  以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以及利奥波德·塞德·桑戈尔(Léopold Sedar Senghor)、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塞姆贝恩·奥斯曼(Sembene Ousmane)等为代表的非洲人所著的非洲文学,试图通过《非洲篇章》(African Pages)系列书籍来消除“非洲学家”们的无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出版了由布基纳法索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 Zerbo)主编的《非洲通史》。非洲的研究机构、国家博物馆和大学等,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非洲大陆的问题展开了研究,推出了跨学科研究出版物。

  在美国,美籍非洲裔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和非洲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非洲的本质及其演变进程。美国的“非洲学”是关于人类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旨在探索非洲的历史进程、政治、经济以及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将其与化妆品行业的“Africology”(南非奢侈品牌)一词混淆。

  如今,许多教育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正基于“非洲学”和“非洲人学”,努力修订非洲国家(如塞内加尔)的教育体系,从而排除“非洲学家”和殖民者的研究方法和作品中的遗留问题。作为一门学科,非洲学旨在让非洲人从非洲发展进程和现状等维度去认识非洲文明与文化。非洲的历史和教材需要非洲人自己来撰写和评估,并将非洲语言考虑在内。从这一角度来看,“非洲学”涉及所有与非洲研究相关的知识,如人文、社会、自然、政治和经济科学等。“非洲学”和“非洲研究”属于同一个语料库。“非洲研究”是指关于非洲和“非洲学”研究领域的系列活动。“非洲研究”强调建设性,“非洲学”更加关注非洲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

  那么中国学界会采用“非洲学”这一术语吗?有没有必要在中国建立“非洲学”这一学科?正如科学从概念、准则、论点和对立观点中汲取营养一样,文化则从新旧词义(新词、表达)和辩论中获得滋养。如今,“汉学”(中国研究)正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出现在非洲和世界的众多学术机构。

  2013年,在担任马里驻华大使馆的首任参赞之前,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办的非洲法语国家高级外交官研讨会。赴金华访问浙江师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位代表问了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先生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对非洲如此感兴趣?”刘教授回答:“中国人要到非洲各地去寻找知识。”他引用了《古兰经》中所说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那么中国人该如何在非洲寻找知识?要更好地了解非洲,中国人是否应该采取不同于欧洲人的研究方法?

  基于亲身经历,我认为,首先,认识非洲的具体需求在中国日益重要,非洲将成为专门的知识,成为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非洲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发展领域。作为知识和思想领域的研究,非洲研究的地位越来越得到认可,受到重视。我坚信发展“中国的非洲学”和在非洲发展“非洲的中国学”是有必要的,也是需要努力的。

  其次,非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应该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非洲学”发展的现实基础;中非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者要相互联系,建立合作机制,提升自身价值。

  再次,从中国的角度看非洲,要尊重非洲的知识,要继续研究和把握非洲大陆的多样性,积极寻找关于非洲的特定知识。同时,“中国的非洲学”建设应走以学科建设为本体的道路,坚持非洲的学术哲学,尊重中国的学术传统。

作者简介:约罗·迪亚洛(YORO DIALLO),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非洲研究院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非洲博物馆馆长,曾任马里驻华使馆第一参赞。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约罗·迪亚洛(YORO DIALLO)

发表时间: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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