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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建构容纳“中非特色”的非洲知识体系

对非洲的不同利益关系,可能意味着研究非洲的不同视角。在今日世界学术体系中,有大量欧洲角度的“非洲学”、美国视角的“非洲学”,但作为“非洲研究”的主体对象——非洲角度的“非洲学”相对弱小。所幸,今天非洲学术界中有不少学者提倡“Africanology”这一概念,认为非洲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应由非洲人民自己书写,并提出重新反思非洲当代学术界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观念。

21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日益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迫切需要双方互相理解,尤其是中国对非洲的理解。因此,在中国学术界建立一套从“中国角度”出发的非洲知识体系,就具有超越学术本身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有助于中国理解非洲人民的需求,也有助维护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该知识体系应当包含中国学者的立场和眼光,以及以非洲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参考方式,这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非洲学”。

那么,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或“中国视角的非洲研究”(“Sinafricology”或者“Africologie Chinoise”)应该包含中国的哪些特色?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的非洲研究专家刘鸿武教授在《非洲学发凡:实践与思考六十问》一书中给出了“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学术追求:“第一个层次产生于并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之间了解交往的一般知识。第二层次是服务于现实的中非合作与交流的关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门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第三层次是在‘社会科学发展’一般意义上的非洲学术研究,突出它的学术性、思想性、普遍性和学理性。”作者强调“加强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正是当代中国文明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获得现代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克服百多年来引导同时也束缚中国学术思想的‘中西二元’思维惯性及‘古今中西’狭隘框架的现实途径,是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实现与他人平等对话交流所需的知识平台”。

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成功设立一门容纳“中非特色”的学科应该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首先,坚持以非洲人民为本,即优先研究非洲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为推动中非人民的相互理解,并更好地相处,“中国的非洲研究”应以“非洲的非洲研究”为基础,挖掘和吸纳“非洲的非洲观”(即与西方化的非洲观不同)。中国学界可以引入、翻译更多具有代表性的非洲著作,在研究中“引用”“参考”非洲本土学者的观点、思想。

其次,应该为这一学科提供框架。该框架应以当前中国和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对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孤立主义,促进多边主义、领土完整、可持续发展、合作共赢等)及双方共识的重要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等)来界定。

再次,共同创造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内容。非洲大陆和中国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两者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等方面又呈现巨大的差异。中国学者不能照搬中国学术的传统方法来研究非洲,中非学者需要共同努力,通过紧密合作交流,创造共通共享的研究方法与知识内容。这些研究方法与知识内容也必须符合并聚焦于中非快速发展关系下双方最迫切的需求(如民心相通、技术转让、减少贫困等),编纂适宜的教材让中国学生在大学中就可以学习和掌握非洲知识。

最后,建立中非学术交流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应与非洲本土的著名研究中心、大学、智库开展有效合作,非洲本土研究机构应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的后盾。中非双方的学术机构应落实具体的合作项目,如联合研究、学生互换、邀请非洲学者来华教学或访问等。

在努力了解和借鉴“非洲的非洲观”基础上,中国学者可以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国的非洲学”,它充分了解非洲学界所表述的“Africanology”,即非洲人看待自己、评价外部世界与非洲的关系,以及书写非洲历史的方式。在这些先决条件的基础上,中国学术就能真正建立一个意义深远的、带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即“Sinafricology”。这一新的学科将对更符合中非时代专题的知识论与方法论作出界定,在中非共同利益框架下推进中非学术合作与共创,在国际学术界走出一条独特与地道的“非洲研究之路”。

作者简介:Taling Tene Rodrigue(罗德里格),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喀麦隆籍教师,非洲影视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从事武术影视的非洲传播研究。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大灵·德内·罗德里格

发表时间: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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